一、我国印刷术的起源与发展
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历史和文化的传承主要依靠文字记载和印刷术，我国的印刷术中的“印”起源于尧舜，印成为图腾的象征。后有甲骨文，先人在甲骨上刻字记载祭祀卜卦的事，夏商周三朝进入青铜时代，铸造的钟鼎上刻有文字为钟鼎文。在春秋战国已用玉石金铜质的印章作泥封。先秦始皇帝用和氏璧刻印为“御玺”，而官府用金铜刻印为“官印”。个人用木石刻成为“私章”。印的发展为人们生活及政府管理带来许多方便。而印刷则是在东汉后期公元105年蔡伦改进造纸术后，有了可书写的纸，才有了印刷的载体。公元404年，汉桓帝下令废简用纸，使纸广泛应用在文化传承上，纸可用于书写，也可用于印刷复制文字，广为传布。汉灵帝熹平四年（175年）官府将儒家经典用刻印章的技术，刻在平整的石碑上，立于文庙两侧，供学生用墨和纸将石碑上的经典文字拓成拓本，供学习经典之用。至唐太宗贞观（617-649）年间，为宣扬西域传入的佛教，从抄写佛经至刻石拓本, 进为木版刻印, 首在白马寺用木版刻佛经，此为木雕版之始。1900年在敦煌发现了藏经洞，洞内藏有大量书籍，除手写本外，也用印刷品。其中最珍贵的是一卷《金刚经》印刷卷,是唐代咸通9年(868年)刻本，此卷现藏英国大英博物馆。而一九六六年在韩国南部庆州佛国寺释迦塔内发现一卷佛经印刷品《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经国内外专家考证，多数人认为是武周至唐玄宗(公元704年至751年)时中国长安的木雕版印刷品，后传入韩国。
印刷术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伟大发明，是对世界文化发展的重要贡献之一。根据古书上的记载，我国雕版印刷术发展的情况，从时代上说，始于唐代贞观（617-649）年间，扩于五代，精于宋人，元明清以后趋于鼎盛。从地区上说，先从长安兴起,后有吴（扬州）蜀（成都）越（绍兴）开始，到宋代，两浙地区刻画最盛，其中又以杭州为最发达；福建地区也盛，以建安为中心，如朱熹所说“建阳麻沙版本书籍行四方者，无远不至”。又如叶德辉（1864--1927）所说“宋代刻书之盛，首推北宋的京城汴梁（开封）刻书”。 后以闽中为盛,四川地区，由成都南移刻书，以眉山为中心，也在继续刻书。南宋京城南迁临安刻书局也南迁金陵、徽州、杭州。再从刊印技术上说，则“以徽州、杭州为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京师(开封)比岁印板殆不减杭州，但纸不佳。蜀与福建，多以柔木刻之，取共易成速售，故不能工。福建本几遍天下，正以其易成也”。如再进一步分析，则可以说，诸刻之中，又以蜀本、杭州本、临安书棚本, 徽州本为最精。
以上这些地区雕版印刷业之所以发达，从两宋的经济发展情况来看，是因为这几个地区，几乎都是农业和手工业发达的所在，造纸业和雕版工人都比较集中，加上文化事业此较进步，仕商地主阶层物质生活比较富裕，佛教寺院林立信徒众多,刊印书籍能够广泛流传。因此，在原料、市场与技术人材等方面，就给印刷业的发展提供了优越的条件。
二、徽州印刷术的发展
唐代歙州吕氏六十四世吕延之，唐开元进士，官越州刺史，浙东道节度使，抚民至歙，见五鬼山现主招火盗，于唐至德（756-758）年间奏建水西兴唐寺，民赖以安。其子渭,唐大历末年（779）为歙州侍御史，因谏事谪歙州司马，在父延之所建兴唐寺右为堂读书，德泽加于百姓，声名达于朝廷，累迁礼部侍郎。吕延之吕渭父子在兴唐寺右建立学堂作为学习经书之处，从长安延请刻工，用歙州盛产梓木、石楠等木材,以及当地的墨和纸等原料开创刻书印经之举，开创歙州木版雕刻印刷术之始, 相传之天宝年间鼎盛期, 后在咸通年间(860一874))寺僧清澜与婺州僧贯休为寺绘画十六梵僧像, 清澜在咸通十五年(874) 到长安参与法门寺法事活动, 与长安各大寺院有文化交流,应包括佛经交流,说明当时歙州印刷术与长安同步, 颇为兴旺。
兴唐寺传至宋太平兴国四年（979）,歙县吕氏孙吕文仲官翰林侍读学士，就京报称祖墓处所寺宇倾废殆尽，乃捐金伍佰余，奏请敕改兴唐寺为太平兴国寺，置二十四院，含有藏经寺，外造一书院，延师谢泌及休婺儒士张能之、汪德润教子侄，前建一戒堂，又置一浴院于学院之右，以杭州弥敕为法主讲法之场，给牒众僧,太平兴国寺附有书院，延师教子侄。戒堂、浴堂是宣扬佛法、培养僧人发给法牒。吕文仲进士出身历官至工部侍郎，翰林院侍读学士，预修《太平御览广记》《文苑英华》。太平兴国中，宋太宗每御便殿观古碑刻，辍召文仲与舒雅等读之，每读皆有赐赉，宋真宗咸平三年（1000），受诏太宗歌诗为三十卷，吕文仲一生著作颇丰，在兴修太平兴国寺中设立书院及浴院，建藏经寺等,带动了刻书（经）业的发展。宋代的刻书，在治平（1064）以前，犹禁擅镌，必申请国子监；自熙宁（1068）以后，乃尽弛此禁。自后私人刻书遂成为一种风气，藏书家获得善本，往往由地方政府出资刊行，或由私家雕版印行。刻工们纷纷在歙州城乡寺院建立刻书作坊为其服务,不断刻印新书(佛经)为书院、戒院、浴院服务，为藏经阁增加经书。从而培养出许多毕昇式本土优秀刻工, 歙人毕昇创造了泥活字印刷术,成为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名誉中外, 是徽州文化的奇迹, 对世界文化作出突出贡献。
到南宋临安(今杭州)成为都城，时徽州（歙州已改为徽州）的雕版印刷,得到更进一步发展，南宋后期著名的徽刻本。字体秀劲圆活，线条绵密、细致、柔活,而南宋时代的徽州，好象还是没有专为刻书营利的私人坊肆，只限于一些学者为了传播他人或自己的著作而刊板印行。如著名学者祝穆著有《方舆胜览》，是一部记载当时建置沿革、疆域道里、田赋户口、关塞险要，以及名胜古迹、诗赋序记等至为详备的志书，于嘉熙三年（1239）刻版印行；到成淳二年（1266），他的儿子洙，因为原版模糊，于是又重正凡例，分为七十卷，重新刊刻。朱熹是宋代理学大家，与门人问答之语，门人各录为编，刻版印行，淳祐十二年(1251)，王佖续編《朱子语录》四十卷，刊于徽州，称为徽本。此外，还有魏了翁著《仪礼要义》，朱熹著《诗集传》极其精确，可与临安（杭州）的刊本相抗衡。
三、徽商兴起与徽州雕版印刷术的发展
徽州僻处山丛，比较安全，又有“黄海白岳”之胜，自东晋以来，每次战乱，中原“衣冠巨族”，就有很多迁来避难的，所以本来就存在了由官商地主形成的“巨室大族”。这些土著的程、江、黄、朱、 张、 方、 汪等大姓，和迁来的官商们，他们的特点是“千丁之族未尝散处，千年之谱丝毫不紊，千年之塚不动一坯土，主仆之严厉数十年不改”。由于他们物质生活富裕，于在古代封建社会里培养出了世代著名的文人和传统的文风，聚集了无数的珍贵历史文物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更促使南方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在原有基础上进一步的迅速发展起来。商品经济更趋蓬勃，原有的城市空前繁荣，新兴城市也有增加。徽州可耕的田地面积不大，但山有黄海白岳，经济作物非常丰富；水有练溪新安江，交通也很便利。因此在唐代就有“歙大州也，歙富州也”之称。物产方面，如茶、漆、药材、木材等，这里也都是著名的产区。交通方面，“自桐江,自饶河,自宣池者,舰相接肩相摩也”。故使徽人多商贾（gǔ）。张瀚曾描写说“自太平至宣徽，其民多仰机利，舍本逐末，唱权转毂以游帝王之所都，而握其奇赢，休歙尤伙，故贾人遍天下”。以南宋京都临安（杭州）为例，它是全国的政治中心，也是最大的商业城市，多数消費品需要外地供给，每日从浙江及其他各地前来的货船往返不绝，其中就有严、婺、衢、徽等州运来的柴炭、果子等等。徽州由于出外经商的人多，到明朝就形成了有名的“徽帮”，在我国商场上占有优势的地位。徽州文风，盖自宋以后始畅，至清达到高峰。由于讲学之风大盛，书院到处林立，如宋代理学大家朱熹，清代朴学（汉学）的健将戴震，以这两个人分别为首的两个学派都出现了不少有名的学者和儒士。此外，徽州在诗文、艺术、科学各方面，也是人才辈出。他们多数是有钱的“巨室”，而又崇尚文风，因此，他们搜集收藏了很多的书籍和各种文物，著名的有程氏铜鼓斋，鲍氏安素轩，汪氏涵星研斋，程氏寻乐草堂等家。他们又是封建文化的保卫者与传播者，为此，经常需要正理刻印一部分古籍和他们自己的著作，所以明朝中叶以后，徽州就因此兴起了一种刻书的风气。
与雕版印刷有着密切关系的是造纸业，有了大量精致的纸张出产，才能满足印刷业的需要；同时，在印刷业有了显著发展之后，又给纸业开阔了更广阔的市场。歙州在唐代就以龙须草为原料生产龙须纸，纸质白滑有韧性，深受文贤雅士的倩睐,《新安志》記：“歙县、绩溪界中，有地名龙须者，纸出其间，故世号龙须纸，亦称徽纸”。徽纸深得南唐后主李煜的赏识。宋代诗人梅尧臣有诗“南唐李氏有国日，百金不许市一枚”，足见纸的名贵。那时还生产一种长五十尺的大幅纸，苏易简《文房四谱》记载说“歙民数日理其楮，然后于长船中以浸之，数十夫举抄以抄之，傍一夫以鼓而节之，于是以大熏笼周而焙之，不上于墙也。于是自首至尾，匀薄如一”。宋代江东出产的纸最为著名，当时对江东纸的评价是：“有钱莫买金，多买江东纸，江东纸白如春云”。徽州就是江东纸的著名产地，有麦光、白滑、冰翼、凝霜四色，而且都充贡品。到明朝又盛产绝细坚韧的白棉纸。
制墨业和雕版印刷也有关系。徽州的制墨业从唐末开始，李超、廷珪父子的墨，在南唐时就很著名，宋以后的制墨业，也一直都保持着盛誉，沈德符曾说“新安人例工制墨”,“今徽人（制墨）家传户习”。此外，雕版必須用木材，而徽州恰好又是盛产良材梓木与石楠木。纸、墨、木材，这就为雕版印刷业解决了基本物质条件问题。总起来说，徽州的雕版印刷业是在社会秩序比较稳定，生产力获得上升的条件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劳动人民辛勤创造出来的财富，替地主士大夫等印刷书画提供了物质条件，因而就促进了文化艺术的昌盛。明朝各地的刻书业都很繁荣，因为明代以八股文、试帖诗开科取士，一般习举子业的士子，都需要这一类的读本，供他揣摩仿效，作为登科做官的敲门砖。而书坊的出版品，就必须与士大夫的科举要求相联系，才能获利。郎瑛“成化以前，世无刻本时文，杭州通判沈澄，刊《京华日抄》，一册，甚获重利。后闽省效之，渐至各省刊提学使考卷”。李翊也说“余少时习举子业，并无刻本，今（隆万间）满目皆坊刻”。其次是一般小市民对文化的需要也很迫切。因此，书坊除刊印经史、时文等，供士大夫们的需要以外，还须出版一些小市民所喜看爱读的书，所以书坊主人就同文人合作，从事于小说、戏曲等的创作与出版。叶盛（1420 ～1474 ）曾描写这种出版物的普遍情况道：“今书坊相传，射利之徒，伪为小说杂书，农工商贩抄写绘画，家蓄而有之，痴骇妇女，尤为嗜好”。徽州毗邻浙、闽，地居交通要冲，与外界的接触频繁，书坊有利可图，对这些书当然也要大量出版的。据周弘祖《古今书刻》中的记载，徽州刻本就有三十一种之多，经史子集各类都有。周弘祖是明朝隆庆间的人，《古今书刻》所收的大约都是万历以前的刊本。至于万历以后所刻的小说戏曲部分，据北京图书馆编印的《中国印本书籍展览目录》所载，就有书林徐氏刊本、元代马致远著名杂剧《半夜雷轰荐福碑》，汪光华玩虎轩刊本明代王世贞著《列仙全传》，高明《琵琶记》，孙翼凤著《红拂记》， 顾曲斋刊本元代白朴著《唐明皇秋夜梧桐雨》，环萃堂刊明代汪廷讷著《人镜阳秋》、《彩舟记》、《投桃记》，浣月轩刊本明代水道人著《蓝桥玉杵记》。中国通俗小说书目，还有《忠义水浒传》。
明代徽州刻书最多的，首推吴勉学的师古斋。吴勉学字肖愚，歙县丰南人。博学，藏书很多。赏校刻经史子集，讎[chóu]校精审。关于吴氏刻书的记载，《讱庵偶笔》有一段事道：歙吴勉学，梦为冥司所录，叩头求生。旁有一判官禀曰“吴生阳录未尽”。吴连叩头曰“愿作好事”。冥司曰“汝作何好事”？吴曰“吾观医级率多讹舛，当为订正而重梓之''。冥司曰“刻几何书” ?吴曰“尽家私刻之”。冥司曰“汝家私几何？”吴曰“三万”。冥司可而释之。吴梦醒，广刻医书，因而获利，乃搜古今典籍，倂[bìng]为梓之 ，刻梓费几十万。这一段事虽与汲古阁毛晋刻《十三经》、《十七史》的梦同样荒唐，不足置信。但吴氏刻的书确很多，即以医书一类而言，就辑刊有《河间六书》八种二十七卷，王肯堂撰《古今医统正派全书》四十四种二百零四卷。余有《礼记集说》、《资治通鉴》、《宋元资治通鉴》、《两汉书》、《性理大全》、《二十子》、《近思录》、《世说新语》、《文选》、《唐诗正声》、《花间集》等。以明代工价纸张之廉，刻梓费及十万，可以说是徽州一个书肆了。此外，凡是有力好古之家，也大量刊书，如吴琯(字仲虚)西爽堂汇刻《古今逸史》四十二种，一百八十二卷，程荣汇刻《汉魏业书》三十八种，汪士贤汇刊《汉魏六朝名家二十二集》。余如歙西鲍氏耕读书堂、歙岩镇汪济川圭一斋、新都吴氏树滋堂、吴养春泊如斋等，也都刻书。清乾道间，黄氏开设的延古楼，刻书也很多。徽州的刻书业在明代已成为江南刻书的中心地区，刻书的范围很广，而且从万历以后，刻工尤精。胡应麟论明代刻本书的情况说“余所见当今刻本。苏、常为上，金陵次之，杭州又次之。近湖刻、歙刻骤精，遂与苏常争价”。究竟精到怎样的程度？明著名学者谢肇淛曾有过评价，他说“金陵、新安、吴兴三地，剞[jī]劂[jué]之精者，不下宋版。又新安所刻《庄》《骚》等书，皆极精工，不下宋人；亦多讎校，譌[é]谬绝少”。胡应麟是明代著名学者兼藏书家，藏书四万多卷，与谢肇淛都是万历间的人。“近刻骤精”“不下宋版”，的确也有事实根据。如吴继仕熙春堂摹刻的宋版《六经图》，图象俱精，字纸兼美，“几与宋椠莫辨”，以至书贾割补目录下”，明新都吴继仕考证万历间“歙刻骤精”的原因，首先是刻工技术的提高，这与歙县虬川黄姓刻工有关。
歙县虬川原名仇村，万历以前，仇姓刻工很多，如弘治本《新安文献志》，正德本《篁墩文集》二书所载的刻工，仇姓的刻工有仇以寿等十一人，黄姓刻工有黄文敬等十三人。以后仇姓零替，黄姓代之而起，族繁人众，积为世业，著名的刻工，大有人在，仇虬同音，故改仇村为虬川。而万历间正是黄氏刻工兴起之时。黄姓刻工中不少工书画的人，如黄钺（字子威）善书、精篆刻，黄应澄更能自绘自刻。其次是盛产良材，镌版的石楠木材都坚致异常，不象福建专用榕木版，质软不经刷印。书版坚致，刻工又是名手，这便是“骤精”的原因。还有就是这种版片易代而后，每多完好如初。版片售去，得者略易数字，便成新刊，印出来的书仍极精致。如清初黄晟印的《三古图》，原版就是明代吴氏泊如斋的版子，而“泊如斋”三字，也是后来挖改的，最初是丁氏宝古堂所镌。又如清康熙时汪士汉的《秘书二十一种》，也是收辑吴氏《古今逸史》的原版，加一小敍刷印的。这也可以是徽刻多精本的原因之一。徽派版画，在明代始终以歙县虬川为中心、虬川黄姓刻工，都精于镂刻艺术，父子兄弟相传，蕴为世业，从万历到清朝乾嘉时代，绵历久远，艺林传闻。不下百余人以徽派版画事业，几乎为黄姓一所家独揽。其中最著名的如黄鏻刻《养下图解》、黄应瑞刻《状元图考》，黄应组刻《人镜阳秋》，黄应光刻《元曲选》、黄一楷《北西厢》，黄一彬刻《青楼琐语》，黄一凤刻《顾曲斋元人杂剧》，黄建中刻《水浒页子》。1932年北平图书馆在山西介休收购到《金瓶梅词话》原刻本，其中有200幅版画，均有新安黄建中等五名刻工署名。合作刊刻的则有黄鏻、应泰的《方氏墨谱》，应泰、应瑞的《古今女范》，黄诚之、刘启先的《忠义水浒传》等。这些作品的刻技，确已达到高度水平，鲁迅先生曾称赞说“或拙如画沙，或细如擘发” 。此外，汪姓刻工如汪忠信，《海内奇观》，汪文宦刻《仙佛奇踪》，汪士珩刻《唐诗画谱》等，也都是徽派高手，其艺术水平，足与黄氏井驾。现存扬州雕版印刷博物馆馆藏三十余万字雕板，均系明清二代徽州盐商资助珍藏的实物，佐证从唐、宋至元明清漫长的千余年历史长河中歙州（徽州）在发展中国古代印刷术的发展中的贡献，才有可能在宋代产生毕昇这样泥活字印刷术巨匠。
四、徽州雕版印刷术的衰败
在清朝中后期,道光12年(1832) 实行盐法制度的改革等因素，徽商失去在盐业经营中的垄断地位；另加官府对盐商随意增加税收和纳贡资助, 削弱了徽商的经济基础 。太平天国占领南京, 定都天京, 其农民军长期与清军在长江中下游展开拉锯战，长江沿边各大城镇是徽商经营最聚集的地区，特别在战乱中,地方人口大量减少, 如歙县在战乱前60余万人在战乱后只有30余万人, 人口,房屋损失严重,徽州经济损失惨重，加速了徽商的衰落。雕版印刷业战乱中损失巨大, 技术人员战乱大量死亡, 雕板印刷作坊和木雕版书模被烧毁, 由于战争使徽商的衰败, 再无经济支持重振各行各业。 到近代时期，徽州商人普遍失去进取精神，跟不上历史发展的步伐, 从而再无人力财力向新的行业进军。清末1834年由法国引进石版印刷新技术, 在沪杭大城市出现石印书局百余家,而徽州商人则无竞争力导致徽州雕版印刷业逐渐衰落。上世纪三十年代后活铅取代，使印刷业进入新高潮, 徽州雕版印刷业未能占有一席之地。当代改革开放浪潮中，印刷业数字化电子排版应用，使印刷业得到重大发展。而黄山（古徽州）现今只有少数几家规模不大的印刷厂, 为当地服务。总之, 从清末起由于徽商衰败,而连带徽州雕版印刷术的衰败, 印刷业发展兴衰虽是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 但对这些历史值得发掘研究, 前车之鉴, 后人之师, 值得后人深思。
参考书目：
（1）《安徽史学通讯》 1958年第一期
（2）《歙县志》 黄山书社 2005年版
（3）《徽州大姓》 安徽大学出版社 2005年版
（4） 蒋元卿《徽州雕版印刷术的发展》 徽州史记 2018-03-26
（5）《金瓶梅词话》 艺苑出版社 2007年版插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