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针碧螺漫自夸，玉壶沏煮胜紫砂。夏至日长行人少，担歇柳荫闲斗茶。”诗句说的是宋代一茶贩上街贩茶的情景。这个卖茶人卖的是茶水，即冲好的茶。自夸为银针茶、碧螺春，都是上品佳茗。只因没有紫砂壶，便又自吹自家的玉壶沏茶更好。可烈日炎炎的夏日，却少有行人顶日游街，卖茶人只好找个树荫之地与他人斗茶歇息去了。陆羽《茶经》引晋代《广陵耆老传》云：“有老妪每旦独提一器茗，往市鬻之。市人竞买，自旦至夕，其茗不减。”茗，就是茶水;上述的宋代茶贩和这名老妪算是最早的茶水小贩了。茶叶，作为东方的神奇之叶，不知流传了几千年。而这种以茶水为业的生意人，却是茶贩的鼻祖。发展到现代，虽有茶馆茶楼无数，却再不算作茶贩，真正意义的茶贩，是以收取茶叶贩于外地销售而赚取利润的人。

　　徽州多山，除了种植少量的水稻、玉米等农作物外，最主要的经济来源就是山前屋后的茶园。在徽州，叫得响的茶叶牌子就有不少：黄山毛峰，竹铺大方，祁门红茶，太平猴魁，休宁松萝……凡叶片生于徽州，或者周边的长江中下游地区，不同的厂方收取鲜叶之后，生产出来的茶叶也就挂上了加工方的牌子了。自然，有着庞大加工作坊的厂家，便成了公司，也与一个“贩”字再无瓜葛。尽管这样的公司的创始人曾经在十年、二十年前，只是一个小小的贩卖茶叶的生意人。我却更愿意称其为手艺人。这手艺不全在手上，更在一双精到的眼睛里，灵敏的鼻子里。

　　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在父亲的极力反对下，我还是做过一次茶叶贩子。当时得到的信息是，歙县新溪口有几个老板连夜大量收购一批茶叶下沪杭，若赶在老板们出发之前，收购一批茶叶或许能赚几个差价钱。当时正值春茶毛峰开采，市面上的价格每石7000元左右，前来报告消息之人是一名长者，也是我的朋友，刚从粮站退休下来，于是立马放价，不到两个小时，收得干茶40余斤，划着小脚船便往十里水路外的新溪口赶。两人一身汗水赶到目的地，老板在打包茶样的时候，眉头一皱说，太潮了，不能收。至此才发现，为了赶时间，在收茶时没有注意干燥度，大袋一装之后，茶叶吐潮，全变软了。这一急非同小可。一小袋茶叶价值3000多元，是我当时一年半的工资总和。只得赔着笑脸，央求老板开恩。最后，老板颇不自愿地点了头，却去除了多斤水分，一举生意不但没赚到钱，每人还亏了50元。父亲得知后说，亏得不多，买个教训。自然以后更加小心，做小本生意之人更是经不起亏折的。只是不久，类似的亏折又上演了一回。那时，春茶接近尾声，村人所制毛峰茶个头奇大，开称收购者已少有人。当时我正下岗回乡开一小店，为了招揽顾客，照常收购，倒是赢得了好名声，最后在处理收来的茶叶时遇到了麻烦，以收购价把三大袋茶叶交给一个小学同学。那个小学同学没付现金，打了一张300元的欠条，至今15年过去，小学同学再未谋面，欠条成了一张废纸，时日一久也不知丢于何处了。有了两次的教训，便不再做茶贩，自知不是那块料。后来在与各类从事茶叶生意的经济人接触后才发现，那才叫“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正是有了如我一般的失败者，才有了一个个崛起在争过独木桥时的胜利者。

　　那时候，大多茶贩贩得一定数量的茶叶后，便前往一个叫繁昌峨桥的地方销售。乡镇一级政府工作人员在水路、陆路设了许多路卡，检查出境的茶叶是否开了茶叶增值税发票。一些有门路有靠山的茶叶贩子，往往采取少开税款的方式赚取差价。正所谓马无夜草不肥，门路大得能够遮天的少数人，更是一路绿灯放行。如此一来，三五年下来，便掘得了人生的首桶金，至后摇身一变，步入人生鼎盛逍遥时期。

　　而在茶贩这一阶层中，他们中有更多的人是凭着自己的胆略和阅茶的本事，由一个个“扁担贩”成为一个个企业家的。众多的茶贩首先得是一个村子里的制茶高手。有了制茶的功夫，才能学会看茶，茶叶中是否掺了假，自是一闻便知。一些狡黠的茶农在一双双锐利的眼光和灵敏的嗅觉中露了原形。这样一来，茶贩们有选择地收购经得起市场检验的茶叶，以滚雪球的功夫，慢慢壮大自己的腰包。歙县汪满田村村民汪智利，原本只是一个木工出身，却与茶叶有着不解之缘，硬是凭着一身质朴，背着茶包闯沪杭，闯下了“汪满田滴水香”的金字招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