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1891——1946）和柯庆施（1902——1965）都是徽州歙县人，陶长柯11岁。陶的老家在歙西距城4公里的黄潭源村，柯的老家在歙南距城45公里的竹溪村，也称水竹坑村。

   1914年，当陶行知以第一名的成绩从南京金陵大学毕业时，柯庆施也正从他父亲柯日昌（字临久）创办、并亲任校长的竹溪继述初级小学毕业。陶随即飘洋过海，到美国伊利诺大学学市政，获政治学硕士学位，后又到哥伦比亚大学随杜威研究教育；而柯也走出大山，到位于休宁万安的安徽省立第二师范求学，当时二师的校长为徽州绩溪人胡晋接先生。

   漫漫求学路，这两位徽州的学子如饥似渴地吮吸着人类文化知识的营养。然而共同的爱国忧民赤子之心，又使他们更多的是关心政治，是对强国富民之路的思考，是对真理的探求。

   二十世纪初叶的旧中国，贫穷落后，政治黑暗，内有军阀混战，外遭列强欺侮。1919年5月，巴黎和谈失败，年仅17岁的柯庆施在5月9日的日记中愤然写道：“五月九日何日耶,非为我国外交失败之纪念日耶？夫我国自清中业以来外交失败固不可胜计，何独以此日为外交失败之纪念日耶？曰: 以此次之失败为最甚也。吾人皆为具有灵觉之动物，对于是日何能免得两行血泪！大声疾呼倭奴哉！虽然，前事已往无可追矣，国耻无可悔矣，假流十行血泪，大呼百声倭奴，无济于事。故吾人不可不爱惜此血泪、气力，而图善后之策，将国耻一扫除之。”他在日记中还写道：“吾国今日国富民强，断不至受此次之失败。故近世人士之提倡和平主张人道，徒劳梦想耳。……我国同胞不自图富国强民之术，以理想之和平可成事实，则亡无日矣。呜呼！同胞其速勉乎。”

  少年柯庆施不仅如此疾呼，而且身体力行，于5月29日，即“五四”运动爆发后仅25天，就参加了徽州救国十人团。救国十人团是“五四”运动后，由北京大学事务主任李辛白发起，由北大学生会组织的，并迅速扩展到北京及外地的工人、学生中，形成一支爱国的群体。现尚存两张由柯临九精心保存下来的柯庆施参加救国十人团的缴费收据，一张为10厘米长、4厘米宽的油印收款单据，上面用毛笔写着：“今收到团员柯尚惠（注：即柯庆施原名）君五月份储蓄叁角整。此照。中华民国八年五月二十九日”，并盖有2厘米见方的“徽州救国十人团”红色印章。另一张收据使用的是宣纸，长23厘米，宽10厘米，编号为“救字第八号”，上书“今收到团员柯尚惠君七月份储蓄费洋三角整。此照。中华民国八年六月。徽州救国十人团第一团具”，并盖有2、5厘米见方的“徽州救国十人团”篆字红色印章。

  就在柯庆施参加徽州救国十人团后不久，柯庆施的父亲柯临久收到了省立二师校长胡晋接的来信：“临久先生大鉴：……令郎尚惠因思识一时误谬，遂发生许多误会，酿成一种不信仰学校之心理……不如留家一年，察其思想已否矫正再行斟酌办理为妥……。”初次参加爱国民主革命运动的柯庆施，就面临了失学的遭遇。

失学后的柯庆施，心里苦闷万分。也许是为了让儿子收收心，也许是为了传宗接代，由父亲做主，柯庆施于年底到芜湖运漕（现为巢湖市所辖），同歙县徽城斗山街许佑卿的次女结了婚。时许佑卿在芜湖运漕盐公堂任职员，婚后柯庆施同年青的妻子在岳父工作的运漕过了一段闲静的生活。

  然而，国家处于动荡之时，民族处于危难之中，青年柯庆施的心怎么也无法闲静下来。他在1920年1月30日(农历十二月十日)自运漕寄给父亲柯临久的信中写道：“今接朔日手谕，敬悉一切。惟大人与岳父之信所称关于意见一事，据岳父意，俟师校毕业后再为图事（改商）或在芜湖学习，……然男志固不在此也，盖既投身学界，当在学界中讨生活。当今学术竞争之时，正学子发挥之期，生不能有益于时，死亦当流芳百世，此则不愧为七尺之躯，而为学子之一也。然欲此，经济问题生焉！男现正筹备，至成功与否则付之天命可耳！……男在此颇为闲静，吾之良友唯书数卷，留声机一具耳。每于夜半人静之时，回念前程未尝不痛心也，呜呼！”

  儿子若此，父亲又何尝不焦急？柯临久托族人柯友根到省立二师代为斡旋，校方答复是：必须“寄上题目于日内作就，内容须具有恳切忏悔立意思而类悔过书者，……日记亦须记就寄来，内容以多忏悔语为佳”，然后校方可以考虑让柯庆施返校，“仍可在第五班上课，免废一年之时光。”

  但倔强的儿子不肯向旧势力妥协，他在2月15日(农历十二月二十六日)自芜湖运漕寄给父亲柯临久的信中写道：“学校内通知书既有留级之意，则男意决以退学为是。现，且男正从事筹备，能成固属上上，否则决意改行。……男等在此诸均平安，身体亦复康健如常。惟事多违愿，心序如焚。加之久雪，终日闷坐，盖令人难堪也。”

年青的柯庆施义无返顾，决心闯出一条新路。然而，路在何方呢？

  就在此时，陶行知先生已从美国学成归来，在南京高等师范学堂（后改名东南大学、中央大学）任教授兼教务长，歙县深渡九沙人姚文采也受聘为该校生物学、解剖学讲师，还有一位歙人朱家治也在该校教书。其时，陶先生以极大的政治热忱投入到“五四”爱国民主运动的潮流中，5月9日亲临南京各校“国耻纪念大会”并发表演讲，5月13日被推举为南京学界联合会会长。他尤其关注家乡的运动进展情况，联系南京高等师范、北京大学、金陵大学的毕业生到歙县教书，传播爱国思想，宣传科学民主。我不知道陶先生原来是否认识柯庆施，也不知道柯庆施是如何联系上陶先生的，仅从现存一些珍贵的历史信件中，可以看到陶先生对柯庆施这位小老乡的求学之心给予了无比的关爱，而柯庆施对他这位师长也寄予了无比的信赖。还是看看这些真实的历史记录吧：

  柯庆施于农历十二月廿八日自芜湖运漕寄给父亲的信中说：“南京有一试馆为歙县学界之公产，男现托同乡陶知行 (注：即陶行知之原名) 先生向该馆移借学费，待男毕业后再还。”

  翌年农历正月初，柯庆施在另一封致双亲的信中写道：“双亲大人膝下敬禀者: 前由奉上挂号信一封，内附陶生先信，谅均悉。……男外出之意本二年前所发生，后因经济问题不克如愿，然男此项运动固未尝一日或息也。故于去岁曾致函陶先生商借试馆，余金俟毕业后再行归还，后得复信知事虽未成，而彼爱我之恒，固亦见于纸上。此事大人能出函奉托或向彼等商借，则此事定可成功，……此机实千古难逢，万不可轻易放过。不知大人之意以为如何？” 

  爱子心切、望子成材的乡村教育者柯临久，接陶先生信后未敢迟延，立即自竹溪修书一封，寄往南京陶行知等人：“知行、文采、家治  乡台先生大鉴： 久仰斗山，缘悭一面，昨奉手翰，如睹光仪，即维新祉呈祥，春祺迪吉，至以为颂。弟藏拙家居，毫无善述，因睹世界潮流，舍身为地方谋公益，创办小学十载于兹，成绩甚微，殊多抱歉耳。小儿尚惠在敝校毕业后，送至省立第二师校肄业，去年入本科第二年级，平素羡慕外省文明，久有出外求学之心，徽校非真所志，去冬因事假归至运漕，想系又动往昔之念，通函请求，乃蒙诸位先生关怀桑梓，提拔后生，复荷赐函询问，垂念殷殷，厚意浓情溢于言表。热忱挚爱，世所罕逢，此种高谊，感深入骨，小儿何幸修此，快何如之。……乡教弟柯  谨上 正月十五日。”

  当然，柯临久还是有顾虑的，出外读书，开销太大，返回二师，儿子又不情愿。于是他又致信给运漕的亲家许佑卿，商讨下一步的路如何走。许佑卿于农历正月二十五日回信说：“临久亲家大人伟鉴：今奉元宵日手示，并抄录南京同乡陶君等公函，阅之欣悉。足徵令郎向学情深，其志可嘉，其心甚切。弟虽迂腐，亦知在外求学，固可广开智识，深于造就，不愿其囿于乡里，壅于见闻。……亲家之意虽举两端，似已偏重在外求学为良，出路较广，收益较多，所虑者学潮与习气恐易沾染耳。虑之何尝不远，但世界潮流毫无把握，幸有同乡陶姚朱三君为之情愿，既有良友共相切磋，就近便于照应，亲家似可放心，弟亦可释念。”

  此时的柯庆施已是心急如焚，农历二月一日，他在自运漕寄往竹溪双亲的信中说：“男现已寄函与陶、姚、朱诸先生，询问一切事宜，及相借不足之费用，大约总可如愿。但大人前次来函只允担负六、七十元，恐相差太远，借贷不具耳。故望大人每年与男百余元，余均由男向陶先生及试馆商借。如此则大人不过多担五、四十元，而男事必可其成也。”

  农历二月二日，他再次致函双亲：“顷奉陶先生来函，见事颇有生机，故将原函奉上，此事总望大人勉力多筹二、三十元，使之成功，万望勿作进退两可之语，至要至要！再望大人火速命恒发将东西送来，万不可再迟，因男已允陶先生于（农历）二十到宁也……”

  到南京读书，每年开销要百余元，这对于一个山村小学教育者而言，无疑是很大数字。加之连年来兴办教育、修桥补路，捐助于公益事业，家产已剩无几……，眼下着实为难。但儿子读书事大，前程不能延误，柯临久决心尽最大努力，满足儿子到南京求学的心愿，具体操办上他提出急、缓两个方案，并去信同儿子商量。

柯庆施很快就从运漕复函双亲 ：“知大人允男赴宁就学，不胜欣慰之至。并承示急、缓两项办法，当即就商岳父。据伊意，谓缓进办法颇不合宜，因既允出外求学，何必又废一学期之光阴。既允出外求学，何必又受长途往返之苦。不但多用钱，且身体上恐受疾苦。故不如急进办法之较为妥善也。”与此同时，柯庆施的岳父也答应筹措五十元借给他，赴宁求学的费用总算勉强凑齐，柯庆施终于在1920年4月9日（农历二月二十一日）踏上赴南京的轮船。

  抵宁后，柯庆施即于农历二月二十二日致信双亲：“男于21日由运 (漕)乘轮至芜(湖)，22日由芜乘大轮至宁。途中一切均皆安适，可慰慈矣。到宁即同同学数人至陶、姚、朱诸先生处，妥商一切。现遵姚先生意见，插入南京中学四年级，今岁年底即可望毕业。但姚先生尚欲男插入四年级甲班，今夏即可卒业，男以英文程度恐不足，故未之允。盖古人有欲速则不达之训，男岂能妄想乎。至本年费用，现尚未知要多少，但大人能寄百余元则更好。卒业后升学与否均未定，但据姚先生之意，若升大学则试馆每年可补助若干……。再，大人以后若有信给男，请迳寄南京，南京中学内。姚、陶、朱诸先生待人均厚。”

  翌日，柯庆施自南京七家湾南京中学再致信父亲：“男已于昨日入校，惟插班何级一事，颇费斟酌矣。姚先生本命男插入四年级，后因英文程度不足，最后商定决暂入二年级甲组（有三年级的程度），专学英文，俟暑假后再行转学金陵中学。现在学潮尚未平息，但男总决不加入，且可乘此机以学习英文、数学，诚不可多得之机会也。学校用费大约总在七、八十元(本学期)，除带来五十元之外，尚欠二、三十元，家中如能多寄点来，则更幸，否则当另设法，请大人不必焦虑也。”

时南京正闹学潮，各校多已停课，加之直皖系冲突，城内经常戒严。这一阶段，柯庆施常以“怪君”署名给家里写信。

  5月8日信中说：“现在此地学潮仍如旧状，虽学校解散多个，而一切进行事宜仍同往日，南京中学亦同时被迫解散，然同学仍居校办事，绝少回家者。此亦可见学生救国精神之一斑矣。”

  5月17日信中说：“罢课风潮渐有结束，闻此地总会已议定5月13号各校全体上课，但因有一部分人之意见不愿加此，故日后尚不知有变更否。男现在此不问罢课与上课，决抱补习宗旨(暑假期内，胡适之先生要到高师演讲，高师开一暑假补习班，男女兼收。)男拟届时仍住南京听讲。食住二事可同陶先生商量，或住高师亦未可知。”“再禀者，前禀写就未寄，又接到手谕，读悉一切。罢课风潮现已结束，南京中学已照常开课矣。假期中决入高师补习班。”

  5月某日信中说：“此地各校皆不久将放暑假，男已同陶先生商定，决意仍住宁补习，暂不回运（漕），惟假期在此，学问上虽有进步，而金钱方面不免多用数十。”

  6月12日信中说：“男今年暑假决意在此补习，一切均蒙陶、姚、朱诸先生之照料，当无意外之事发生也。”

  7月20日信中说：“……南京中学系私立性质，经济非常困难。本年上学期，所以仍能得维持到现在的原故，实在是因陶知行先生拿出许多钱来。(他是因为我们在里面，所以不得不如此)。下半年他将不问事了，所以他叫我们到高师附中来，一因费用较少，二因同陶先生等接近些。至于考哪一班，现在也不能决定，只有尽自己的学力去考罢了。”

  8月27日信中说：“七月五日所发之手谕，昨已收到。陶先生转交之函，已由陶先生亲交男矣。……男下学期决定进法政(学校)，专习政治经济等科，该校投考生本定须中学毕业，后经与该校教务长王伯秋先生接洽，始允报考。至于入学一切手续，男均可另想法，决无他问题发生也。”

   从以上信中可以看出，陶、姚、朱诸先生对柯庆施的学习、生活，乃至经济方面，都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关怀。柯临久于1920年农历六月十三日致信陶行知表示感谢: “小儿尚惠屡有信来，云金陵进校各事极承先生及诸位乡台热心指导，实力维持，既感且愧，铭心刻骨。 对于小儿尚惠在校之一切,拜请先生垂青照拂，启迪愚蒙。”信中还说：“弟前以家寒，未能多筹学费为儿辈培植学问之资，甚以为欠（歉），……只筹得每年百元，分两、三次邮寄，恐尚不敷。随后设法多筹多寄。”

  此时的柯庆施，除了补习功课外，仍一如既往地关心政治，关心社会问题，关心老百姓的疾苦。也许是怕家里担心，他在给家里的信中一再表示自己“决抱补习宗旨”，“总决不加入”有关活动。而实际上，这段时间是他在寻求真理的道路上最活跃的时期之一，只要看看当时的一些背景资料，再对照他在家书中透露的信息就能看出端倪。

  1919年五四运动后，李大剑和北京大学浙江籍学生俞秀松等在北京创办了“工读互助团”。1920年3月7日，上海《申报》、《时事新报》同时刊登由陈独秀、毛泽东等联名发表的《上海工读互助团募捐启》，主张通过半工半读，互助协助的方法开展工读运动。柯庆施在5月17日致父亲的信中说：“七、八月间，男决至北京，入工读互助团(此事万不可外扬，运漕方面亦万万不可使知，否则……)。……至北京一层，尚需同陶、姚诸先生一商再定行。”他在5月下旬再次致信父亲提及此事：“……北京之行万望大人勿令人知，因此事关男身名甚大！”

  1920年春夏之交，在南京高师任教的杨贤江秘密地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并组织先进青年走向社会，深入到工人中进行社会调查。柯庆施在深入调查南京人力车夫的情况后，于10月份在陈独秀创办的《劳动界》刊物第12册上发表了署名怪君的文章：《南京人力车夫底生活状况》。他在文中以大量的第一手资料表明，人力车夫工作时间长，日日辛劳苦作，而劳动所得却被资本家剥削殆尽。住房如猪圈，无钱也无权进学堂接受教育。他以黑暗的社会现实揭露了旧制度下人民的苦难，号召人民奋起推翻之。

  10月5日，柯庆施在寄给父亲柯临久的信中说：“我于本星期五即十月八日将要到上海去。因为陈独秀先生写信来喊我，并说有要事待商。我此次到沪目的有二：一是到陈先生那儿去，看看是商量什么事情；一是到上海去筹款，准备明年到日本去。——我想现在赶快习些日文同英文，明年六、七月里，决定到日本去学一学。我是去学社会学同印刷，结果如何，容后再禀。(这事尚宜守机密。)”

  10月8日，柯庆施应陈独秀来信之邀赴上海，在杨明斋、俞秀松的介绍下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并接受任务，回南京发展团组织。

  11月1日，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机关刊物《新青年》第八卷第三号，刊登了署名柯庆施致陈独秀先生的信，柯庆施在信中说：“独秀先生：我在《新青年》杂志里，看见你的文章，并且从这许多文章中，看出你的主张和精神。我对于你的主张和精神，非常赞成。因此我深信中国旧有的一切制度，的确比毒蛇猛兽，还要利害百倍；他一日存在，那就是我们四万万同胞的祸害。一日末除，将来受他的虐待，还不知要到什么地步。咳！可怜！可痛！但是既到了这个地步，我们不能不同心协力，想一个法子，把这些万恶制度，同时废弃，使我们得到真正的自由，同真正的幸福。”

  柯庆施十分关心家乡，关心家乡的父老乡亲。11月1日，怪君在给父亲的信中说：“许多时候没有接到家信，实在记念的很。……近来此地安徽的学界，正从事运动改进皖事。我想我们安徽，或者因此要好起来，这真是全皖父老兄弟的幸福呵！现在因为有几家报馆，托我调查各处商徒的生活，我现想把歙县商徒的生活写出来给他。但是对于他们的情形不十分熟悉——薪水、进店手续、出师后的薪水、多少时(候)回家一次……等情形，请略示知。”

  11月27日，他在从浙江昌化转寄给父亲的信中说：“十一月十三日寄来手谕敬悉。男于十日前曾寄上一禀，现想已收到。关于男之现状，该函述之颇详。现可不必商谈出国事，现已决定明年三月起身。故男拟于阴历十二月半边回家一次，料理一切，以便明春动身也。男因深信无学术不足生存，且深知中国现状之危急，故决意出国，冀稍得他国之优点及他种技能用以救国立身耳……。男本想安心求学，然因经济关系，令男不得安心求学，故时作各种文字投诸报馆，博得少数酬金，以补日常衣食之不足。虽然男作此等文字惟为经济关系，然于学问方面亦有很大俾益，因男系研究社会学者，故社会之各种状况均是一种良好学问，不容不细为研究也。”

  然而，柯庆施的家乡行始终没有实现。此时的柯庆施，已经作出了人生道路上一个重大的抉择，面临着一次新的飞跃。1920年底，柯庆施告别了陶、姚、朱等恩师，离开了他在南京辗转曲折的求学之路，奔赴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办的《外国语学社》学习俄语。柯庆施在1940年12月1日的自传中写道：“……是年寒假，我即去上海加入外国语学社学俄文，准备去苏联。”

  可以这样说，南京，是柯庆施人生道路上的重要一站。而陶行知先生，以爱满天下的博大情怀，对这位徽州歙县来的大山的儿子，对这位赴宁求学的热血青年，给予了关键的支持和帮助，给了他信心和力量。

  柯庆施在1920年2月17日致父亲柯临久的信中这样写道：“盖男儿志在四方为古人之良训，……况世乱正为英雄锻练之良机。……至若生死二字则更可置之勿理，盖生而无益于社会则不如死之为愈也！生而庸庸碌碌则亦不如死之为愈也。凡人以寡才能为贫，乏气骨为贱，无建白于社会为死。方今之世，正为青年有为之际，岂可自暴自弃而甘为下流乎！”他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奋斗终生的革命道路。四十五年后，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国务院、首都各界人民公祭柯庆施同志大会上的悼词中说：“柯庆施同志对中国人民革命事业不可磨灭的贡献，全党和全国人民永志不忘”，“中国人民的伟大战士柯庆施同志永垂不朽。”

  陶行知先生在一首诗中写道：“人生天地间，各自有秉赋，为一大事来，做一大事去。”陶先生为中国人民的教育事业和民族振兴奋斗终身，鞠躬尽瘁。周恩来同志称他“是一个无保留追随党的党外布尔什维克”，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各界追悼陶行知先生大会上亲笔题词：“痛悼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

  陶行知和柯庆施，这两位中国上世纪出类拔萃的人物，都无愧于徽州这块养育过他们的土地，他们都是徽州人的骄傲。

注：

1、柯庆施在1919年3月10日的日记中说：“古者恒以喜事而名于他物，以示不忘之意。余则因时势多怪而生无穷之怨惧，然己又乏除怪之能，故以怪哉为吾名，以示不忘而思以扫除之也。”到南京后，则常以怪君署名。

2、《劳动界》是1920年8月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成立后，陈独秀和李汉俊等人创办的周刊，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号召组织真正的工会。

3、本文不少资料来源于柯六六所著的《忆海寻珠》。

（写于2004年2月22日，先后发表在《徽州社会科学》2004年第4期和《党史纵览》2004年第10期上。）